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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文件的洋洋洒洒数万言，民众对于法治的认知，可能更多地还是来自鲜活的个案。近年来，冤假错案频现报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推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升级，自然也关注到了防冤纠错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段论述正是要借助制度改良去实现防冤纠错。所谓“以审判为中心”，直指法制建设初期的“以侦查为中心”；“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则意在防止侦查环节的“破案”成为“决定性”环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刑事司法是一条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的流水作业线。也有学者曾用“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来形容三家的不同分工。所以，公安方面会出现一抓获犯罪嫌疑人就立即召开“××大案破案立功授奖大会”这类情形。也正因为“做饭”的公安方面太过强势，检、法两家在很多时候就难以对公安的侦查工作形成真正的制约，冤假错案才有了滋生的土壤。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公检法流水作业”的模式中，我们甚至很难看到辩方的影子。但经过1996年和2012年两次刑事诉讼法大修，我国的刑事司法模式，已从当初的“公检法流水作业”向“控辩审三角架构”大踏步迈进。以前，公安逮到了人就直接称“人犯”；现在，连普通人都知道，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并确定某人有罪之前，应视其为无罪——在侦查阶段，哪怕真是案犯，也只能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则称为“被告人”。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侦查人员认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个有罪判决的包装。
“公检法流水作业”之弊，常常通过一些个案集中显现出来：审判并非中心，也非关键环节，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抓错了人，当地法院认为判不了，却有隐性制度协调法院按公安的意见来判。
在一些冤假错案的反思中，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却没能促使这些个案进入再审程序。媒体介入个案报道，常被指责为媒体审判或舆论绑架，这些个案的重审之难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媒体监督的乏力。由此看来，预防和纠正冤假借案，主要仍靠制度本身的改良。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上提出了“100-1=0”的司法理念。100宗个案，99个都实现了公正，但只要有1宗个案存在错误，对该案的苦主而言，都是100%的伤害。1例司法不公，都可能给司法的整体公信力带来致命的影响。
每一宗个案都关乎民生与民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具有权威和公信的基础。当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个案中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有冤假错案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不断制造冤案的土壤，以及明知个案有冤，却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纠正。
从根本上看，关键的防冤纠错，仍有待于制度本身的改良。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曾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从执法理念、素质能力、工作作风、制度落实等方面,对执法、司法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制定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三家都在全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要看到，从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中心”转变，仍需要一个过程。
尤其是，侦查部门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需要。确保司法公正，一方面要预防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侦查的懈怠及侦查能力的欠缺，而导致大量案件无法侦破，或虽有嫌疑对象却无法证明。所以说，“以审判中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侦查部门按照审判时的证据认定规则，去提升自身侦查水平和能力，并指导整个侦查行为的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