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到了彼此 但依然距离遥远

    有天晚上9点多了，我打开电脑刷微博，蹦出一条评论和一条私信来，内容都是一样的：“你小子可是张恒？我说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

    确实是我，但我不知道TA是谁。看ID、头像、个人资料，一点头绪都没有。私信问TA，很快回了过来：“我徐浩”。只三个字，我就想起来了，高中同学。毕业后，我们已经11年不见了。

    这次相遇，非常有趣。我供职的杂志将我的一篇稿子发在了微博上，并且@了我。他偶然看到了，顺着那个@找了过来。

    徐浩也在北京，在这座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级城市里，我们相遇的机会微乎其微。即便相遇，每个人都步履匆匆，互相认出的机会也接近于零。而且，经过11年时光的恶意雕刻，彼此也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通过微博这个社交媒体，我们掠过茫茫人海，很快就建立了联系，又躺在了彼此的通讯录里。

    2014年，分别时间更长的初中同学也建立了联系。说来也很简单，只要我有一个人的微信，他就会把他拥有的老同学的联系方式给我。我们还建了一个群，每个人都把自己联系着的同学拉进去，同学再去拉同学，很快就聚齐了。这时候我才知道，至少有十个初中同学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现在，我的微信通讯录里，躺着334位联系人。若在现实世界中，认识334个人，应该算是社交名媛了。但在互联网社交时代，这是很常见的。偶尔敲两个字交流一下，让彼此感到关系没断。随时随地为对方的朋友圈点个赞，表达自己的赞赏、喜欢、同情、安慰或者只是出于礼貌。

    点赞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即便是我关系很亲密的亲戚——我的两个表哥，都住在北京南城——我们之间最频繁的交流方式也是微信点赞（点32个赞以表示关系更为亲近）。但现实中，我们一年都难得见一次面。

    现在有个被说滥了的词：互联网思维，其实我们的人际交往已经在潜移默化中被它改造过了——无论是朋友还是亲人之间，我们现在保持的是一种互联网的亲密关系。特点是：需要经过电子屏幕，使用一套数字化的语言进行交流。以前那套复杂的交流方式，全部被同质化的表情、文字和点赞取代了。

    还记得老套的交流方式有多么复杂吗？两个人说话，不同语调、不同动作、不同表情，会代表不同的含义，也能显示出你和对方关系的亲疏程度。两个人吃饭，情到浓时，会握一下彼此的手。在路上挽着手走的，绝对不会是初识的朋友。两个11年不见的同学相遇，我们的语气应该是激动的，声音是高亢的；我们会盯着对方的脸，看时间斧凿过的痕迹；我们甚至会拥抱彼此，双臂的力度也反映了我们曾经的关系。

    那些老派小说家还常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比如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就有很多类似的表述：“‘您还记得那首歌吗？’佐纳基奇使劲儿地握着我的手腕说。”“斯蒂奥巴呢，他同戴着灰色火枪手帽子的女人在严肃地交谈。他搂抱着她的胳膊和肩膀，这是一种既亲切又尊敬的表示。”

    现在，因为习惯于便捷的网络社交方式，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相遇、身体的接触，已经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加个微信聊吧，方便。我们以为，通过这些社交软件，可以不用见面，就能联系到失散的朋友，获得了亲密的关系。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需要肢体接触的，而现在与我们最亲密的，事实上不过是电脑和手机。一种我们和所有人都在保持联系的表象欺骗了我们。

    想一想人们交流的画面吧：抱着电脑、手机，盯着屏幕，或者微笑，或者皱眉，或者指尖飞快地敲击……我们只与电脑屏幕接触，与周遭世界毫无现实的联系。这是多么孤独悲伤的一个场景。一如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描写的那个美国社会：“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孤独：大庭广众之下准备一餐饭的人的孤独。在一堵墙边，或在他的汽车引擎罩上，或沿着一个栅栏，独自一人。在这里，到处可见这种场面，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场景。比贫穷更悲伤，比乞丐更悲伤的，是那个当众独自吃饭的人。”

    我和徐浩在私信里告别时，曾许诺找机会一起吃个饭，但“机会”看起来很狡猾，一次都没有被我们找到。（几乎可以想象，即便是吃饭，我们之间也会隔着两个手机屏幕。）网上重逢之后两个月了，我没有打过他的电话，也没再和他私信聊过。我新近恢复联系的初中、高中同学，也很少交流，现在我们最常做的，不过是在彼此的朋友圈里点赞，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写一两句话。我们找到了彼此，但依然距离遥远。

    我想，当初的同窗之谊，最终不过变成了一场全靠拇指的点赞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