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与大多数女孩一样，山西姑娘刘靓对一些红色歌曲并不“感冒”。可是，“9·3”大阅兵之际，她却在自己的朋友圈中主动分享了一个红色视频——摇滚版《黄河》。刘靓喜欢上了摇滚的混搭风格：“用摇滚风格唱红色歌曲，还添加交响乐和美声唱法，以前没有听过。”
摇滚版《黄河》创造了多个第一：中国最大规模各界乐手第一次联合完成一首红歌，中国顶尖吉他手第一次一起出镜，摇滚乐、交响乐、民乐第一次联手演奏红歌，摇滚界和政府第一次联手创作，中国、美国、古巴3地艺术家第一次联手合作。
该音乐片一经发布，当日的视频点击量就突破了300万，微博上的阅读量超过了84万，转发量也超过了4000。摇滚版《黄河》粉丝大多数为年轻人。
在不少人的观念里，摇滚音乐代表着叛逆。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他们用别样的摇滚激情向英雄致敬？
破例：摇滚界用“众筹”与官方第一次合作
“北有老五，南有捞仔。”这是摇滚音乐的两位“大佬”。尽管俩人名气都很大，但是彼此从来没有合作过。有人煞有介事地认为，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所以就没有合作过。
捞仔另一个为大众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国好歌曲》的音乐总监，而“老五”刘义军，作为唐朝乐队的前吉他手，在摇滚界一直有着“亚洲最伟大吉他手”的传奇称号。
“在这里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很神奇吧！”音乐制作人廖仕伟笑着说，“在业界，两个人的地位都非常高，但这一次非常认真，希望能在惺惺相惜的‘对手’面前展现最完美的实力”。
录音到最后，两个中年男人一遍一遍地录音，进行二次创作，工作人员只好礼貌地打断他们。两个人也没有了初次合作的拘谨，录完音就相约喝茶聊天去了。
在摇滚版《黄河》中，有40多位音乐人参与，包括唐朝、天堂、黑豹、Beyond等乐队的成员，还有美声歌唱家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
“‘摇滚+美声+交响’在我国是第一次尝试，在音乐上也是一种探索。”廖仕伟说。当他把团中央宣传部提出的这个策划创意告诉摇滚圈的朋友们时，不少摇滚人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不少乐手说，官方愿意让摇滚乐手参与进来，体现了自信”。
四月传媒CEO、制片人饶谨对这一策划创意很兴奋，他感觉这将又会是一次非常有新意的尝试。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他的团队刚刚与团中央宣传部合作制作推出了《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新版MV，由当红明星组合TFBOYS、韩庚等演唱，迟浩田、姚明、杨威、董浩、鞠萍、吴京等参与录制，一时间引爆了网络，并获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热议。
制片人袁小靓谈到加入此片的初衷时说：“黄河大合唱加国际歌，用象征反战的摇滚重新演绎，这是我们的指尖情怀。”6月中旬创意提出，大家就开始着手准备了，制作人廖仕伟也开始联系乐手。到了7月，团中央宣传部批准了创意申请，团队进入到拍摄的实操阶段。
“听说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所有的艺人都表示不要劳务费。”这让廖仕伟轻松不少。因为经费不多，所以他决定用“众筹”的方式来做这个音乐，把几乎所有他认识的摇滚乐界的牛人都请过来了。很多人是冲着为纪念抗战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出一份力而来。当然，还有廖仕伟在摇滚江湖积累的人脉因素。为此，他还欠了不少人情。
为了找准黄河的感觉，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去壶口瀑布实地考察，找机位和镜头。拍长城，3天开车跑了1000多公里，把北京周边的长城都跑遍了，寻找适合的拍摄地点。
制片人饶谨对黄河和长城两天的外拍过程印象深刻。“团队和歌手、乐手们都非常敬业。”他介绍称，拍摄壶口那天由于时间非常紧张，20多人的拍摄团队凌晨4点半就从落脚的宜川县城驱车前往壶口瀑布，当天下午收工后再乘坐几个小时的大巴到西安飞回北京，很多小伙伴到家时已经凌晨3点了。
“朗诵台词我们修改了几十遍，录前几天还在修改，从1000多字修改到100多字。”制片人袁小靓是一个对细节非常在意的人。这群音乐人在制作的过程中，都抱着向经典致敬的心态，在主旋律和台词上，没有做丝毫的修改。
宽容：别把摇滚乐误解成“不务正业”
与外界印象不一样的是，这群玩摇滚乐的人，从50后到80后，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音乐非常认真，非常执著。
其他的音乐短片，歌手要唱哪一段，只录这一段。由于时间来不及，摇滚版《黄河》只能要求每个歌手唱完整首歌，后期的制作再从中抠出来，平均每位歌手只能唱一两句。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奢侈。”导演杨川有些不好意思，浪费了这么多的素材。尽管拍摄量非常大，但每个艺人都完成得非常认真。有歌迷觉得短片中Beyond乐队的黄贯中在音乐短片中出现太少了，他们就在微博上向他“吐槽”。
“知道我也在，就够了。”黄贯中回复说，这条微博被点赞了1300多次。
很多人认为，玩摇滚乐的年轻人都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不喜欢被引导，与政府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印象，在拍摄摇滚版《黄河》的时候完全被颠覆了。
“当我告诉摇滚界的朋友拍电影短片的想法时，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的。”这让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提出策划创意的吴德祖非常振奋，“很大程度上，摇滚版《黄河》的符号作用大于作品本身的价值，这是团组织对青年亚文化运用新的尝试，能够让青年艺术家和社会公众看到共青团这个青年群众组织包容的一面。”
制片人袁小靓说：“官方会认同摇滚乐，认同红歌摇滚范儿这一尝试，我打心眼儿里高兴。长久以来，摇滚乐叛逆、不羁、无拘无束，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解读为一定程度上的‘反体制’。”
反战、和平一直是摇滚乐的标签。政府与摇滚界的合作，恰恰体现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广博的包容性。
微博网友“台山客”看完视频后在微博留言：“摇滚不是颓废，是激情；青春不是躁动，是热血。年轻只有附加在使命之上，才能成就辉煌。”
肖京是90后的美声歌唱家，也是加盟视频拍摄和录音的歌唱家之一，她说：“用流行、美声和民族融合起来唱出经典，自己感到非常自豪。”
制作人廖仕伟谈起摇滚颇有感触：“摇滚并不是那些披头散发的人乱唱，也不是无政府的表达，而是代表着一种青年文化，这是对‘先锋音乐’的一种探索。”根据他的观察，西方摇滚乐发展是从被主流文化排斥，再到逐渐被认同，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但是将摇滚乐“一棍子打死”并不合适。
在喜欢摇滚乐的人看来，摇滚乐有其先进的地方。
廖仕伟说：“摇滚乐与《黄河大合唱》有相似之处，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音乐，当时为了排演《黄河大合唱》，那些年轻人把延安能找到的乐器都组合到一块了。冼星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后，回到中国投身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他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黄河大合唱》充满爱国热情，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也不乏独创性的时代特色。反观当下，对于年轻人喜欢的摇滚乐，我们也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恰恰与党的文艺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把摇滚乐看成不务正业就太狭隘了。”
探索：青年工作不能只瞄准“好孩子”
“以往我们的工作，往往是落在那些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身上，但对那些性格叛逆的‘坏孩子’，关注相对较少。”一位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直言。他所说的“坏孩子”，并不是问题少年，而是那些更加崇尚个性的青少年。“共青团工作不能紧盯着‘好孩子’，而要关注广义上的青年，这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应该与年轻人的心在一起”。
对此，袁小靓表示认同。“我的孩子到了叛逆的年龄，要影响他们并不容易，因此在制作短片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姿态尽量放低，这让我们非常费脑筋。”作为资深的制作人，她丝毫不敢马虎。
袁小靓表示，大多数孩子心中都有深刻的民族认同，需要不同的人来引导，才能激发出凝聚力。制作摇滚版《黄河》，我们希望用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青年，让摇滚乐与青年产生良性互动。
实际上，摇滚乐作为艺术形态，本身并没有取向，不妨碍用榜样的力量来影响青年。前黑豹乐队的歌手秦勇也加盟了摇滚版《黄河》，10年前，这位曾经不羁的摇滚人，因孩子患有感觉统合失调症退出了黑豹乐队，在家全职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很多摇滚音乐人都很仗义，不乏这样正能量的例子。”廖仕伟说。
很多年轻人内心总是怀揣着理想主义。正如流行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其实，现实的生活总是充满磕磕绊绊，年轻人在当下面临着各种社会压力，需要摇滚乐这样的发泄方式。当然，社会应该找到与年轻人的最大公约数，让他们促进社会的发展。
过度运用摇滚乐，算不算过度迎合青少年？
“引导的前提是内容和形式有吸引力、传播力。就拿摇滚版《黄河》来说，形式上有这么多摇滚名人的参与，让他们的粉丝关注和传播就是一个小前提；内容又是对中国抗战筚路蓝缕艰辛历程的回顾。”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景临说，“新媒体时代，群团组织要着眼于提升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真实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同时还要增强传播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效性。”
“西方国家传播价值观，与我们争夺青年，其实很多时候运用的恰恰是地下电影、现代艺术、摇滚乐等青年喜欢的文化艺术载体。”导演杨川说，“共青团组织拍摄摇滚版《黄河》，用‘红色摇滚’这种独特的艺术探索和新媒体传播在青年一代中传播主流价值，彰显了自信，也让很多徘徊在‘边缘’的青年艺术家看到了新的可能。”
本报记者 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