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时间赛跑的老人

    邱锦仙工作了45年，竞争对手只有一个，叫做时间。

    对峙的双方都盯着各种各样的书画作品。时间总是固执地要留下印记，邱锦仙就想尽办法擦除它们。

    在大英博物馆，经过一场大火的傅抱石山水图眼看就要成为时间的战利品，但邱锦仙轻车熟路地化解了。在查验颜料特性确认不褪色后，她大胆地用滚烫的开水在表面烫了五次，然后用清水漂洗。

    在场的文物专家都看呆了，他们都没指望邱锦仙能修好这幅残卷。那是这个中国人第一次来到大英博物馆。时任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罗森当即发出邀请，希望邱锦仙能留下来负责修复馆藏的中国古画。

    彼时，博物馆只有日本修画师，对中国古画毫无办法。看着成箱的古画破损严重，只能堆积在收藏室，还有数百片团成硬块的敦煌绢画，有的甚至残破到只有指甲盖大小，邱锦仙不忍心离开。这些曾经璀璨的作品已经暗无天日了上百年，“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它们可能就毁掉了”。

    她在大英博物馆一干就是30年，有人称赞她是“将中国书画装裱技艺带入欧洲的第一人”，“担负文化交流的重任”，但邱锦仙都不在乎。她只想多修几幅画，并把手艺传下去。

    她大半辈子都在和古画打交道，20岁那年，知青邱锦仙进入上海博物馆学手艺。当时裱画人才稀缺，老师傅们不遗余力地传授技艺，邱锦仙很快成了专家。1987年，邱锦仙受友人邀请到英国展示中国修画技术，她和大英博物馆的缘分就此开始。

    她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室里有一面墙，挂满了装裱工具和补绢。几十种不同大小和材质的刷子都被邱锦仙仔细标明了型号和质地，补绢更是她的心头宝，每一片都有故事。老人每次回国最大的任务就是在大大小小的文物市场“寻宝”。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画家作品的质地、色泽和纹路都不同，找到合适的补绢非常困难，有时候只能依靠同代人临摹的画作，或是没名气画师的作品来修复。

    工作时，装裱织物摊开在裱桌或地面，邱锦仙不放心徒弟上手，总是自己伸直身体，整个人悬在空中，只有手轻轻接触画面。徒弟则蜷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递工具，屏息观摩，生怕唾沫和呼出的湿气影响修复。邱锦仙有时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只能趁工序间隙吃点饼干充饥。

    书画之外，时间也在邱锦仙的身上留下印迹。今年64岁的她个子不高，身形臃肿，总是穿着深色的工作服，在一群高高瘦瘦，打扮时髦的欧洲人中，落伍得扎眼，村妇形象的她似乎不属于这里。

    更多时候，时间给人带来的只有孤独。邱锦仙刚到大英博物馆时，那里都没几个中国面孔。邱锦仙的丈夫在上海博物馆工作，前几次提出探亲申请也被驳回。1万公里的距离和8小时的时差，夫妻俩异国分居了12年。偌大的工作室里，和邱锦仙最亲的，就是两台大红色的中国传统式裱画案，它们是从上海专门订做、海运过来的。

    大英博物馆里人来人往，修整一新的中国画总能让人停下脚步。《紫禁城》绢画、赵孟《双马图》、《女史箴图》唐摹本，每一卷都曾是一时焦点。游客们熟知作者，讲起背景、技法头头是道，却少有人知道它们凝结了修画师多少心血。他们可能从未听过邱锦仙的名字，但没有她，这些画不知道还要在收藏室里沉睡多久。

    几十年来，邱锦仙一直和这些几百上千岁的一等藏品打交道。在身边的年轻学徒眼里，她是手艺高超的老师傅。但在邱锦仙眼中，自己只是一个有幸与画作创造者们对话的小人物。

    2011年，邱锦仙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她放不下那些等待重见天日的古画，一直工作到了现在。其间她的故事也上过好几次媒体，总会有人留言说她“步亡国奴的后尘”“替强盗修复罪证还沾沾自喜”，邱锦仙都不在意。在她的手中，已经有400幅馆藏古画重获新生，它们的生命还以电子的形式在网络延续，供人随时参看，再也不用担心时间的觊觎。

    邱锦仙至今津津乐道自己修复的一张敦煌绢画。37块散落各处的碎片，每一块都还有托裱，经过漂洗、修整、去托纸，然后再精心装裱，最后合成了一幅两米长、两米宽的佛教大画，石青、大红、藤黄、胭脂、粉白的矿石颜料依旧明艳动人。谈起经过，老人仍然难掩激动的神色。

    邱锦仙一生都在和时间对抗。大多数时候，时间都是她的手下败将，邱锦仙对这个战果很满意。可她还是忍不住皱眉头，现在和那个手艺人被尊重的时代不一样了。目前国内古画装裱修复师不到100人，邱锦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些年，学徒换了一拨又一拨，现在的几个徒弟只能小修小补，离出师还很远。30年前让邱锦仙留下的那些古画，还有很多依旧等待重生，“我修一幅画，就让一幅画重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