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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期末考试的内容是为自己写一份遗嘱的时候，装满上百号90后大学生的阶梯教室里炸开了锅。
站在台上的胡宜安倒是很淡定。在生机勃勃的广州大学校园，这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和他的“生死课”已略显另类地存在了整整16年。从角落的小教室到中心阶梯教室，他和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谈论着出生、死亡、自杀、死刑、战争……
16年来,这名大学老师总在第一节课绕教室走一圈，拿着话筒不厌其烦地抽问一个问题，“谈死就是人生观灰暗吗？”他让学生跟他一起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每天听到的都是年轻、充满活力、甚至返老还童的声音，死亡和衰老的痕迹是不是被清除、屏蔽了呢？
每一次提出问题，换来的都是长久的沉默。胡宜安有些着急，“学生几乎从没思考过这些问题”。他格外珍惜一周一次的课堂，珍惜那个被他一点点凿开的、可以公开和学生讨论生死的空间。他给这节公共选修课做了几百页课件，安排了一个又一个“段子”，试图让这堂课显得“不那么沉重，别吓跑学生”。
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来晚的学生常常只能齐刷刷地靠着教室后排的墙壁站着。有人开玩笑，每年落选“生死课”的学生，大概可以绕广州大学操场一圈。其实，他心里清楚，真正想讨论生死的学生，是少数。课上全程玩手机的男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自己选修这门课是因为“学长说这门课不会闷”。胡宜安做过统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愿意在课后和他继续讨论生死，更多的人，“只是出于好奇而选课”。
他想安排学生集体去殡仪馆参观，感受死亡了解死亡，可设想提出来，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时间怎么都凑不齐，名头也弄不清“是课外实践还是专业实习”。
他下决心让学生拟写遗嘱，直面生死。可在凡事都讲究吉利的广州，总有平时上课很认真的学生找到他，一脸歉疚地说，“对不起老师，我家人听说作业是写遗嘱，坚决不同意。这个作业我怕是做不了了。”
“再去争取一下吧，要是实在不同意，那就算了吧。”胡宜安只会平静地跟学生讲。
他一次次选择和现实妥协，但从未想过放弃。胡宜安说，不仅是学生，民众和社会都对生死学有不太准确的认识，“大学课堂里的知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工具性的，剩余百分之一关于人生的知识里，涉及死亡的微乎其微”。
他和学生分享自己濒死的体验。这名年近五旬老师曾经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飞，倒地时，天旋地转，从路边“飞”到另一边，离巨大的石块不到2米。“只差一点点，人就没了”。
他会细致入微地讲述自己休克前的感受，那种“感觉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感觉。后来在医院接受手术，麻药不断地打进身体，他清醒地看着手术刀划开皮肤，搅动皮肉。麻药他没敢打太多，那一刻痛得想死。
“每一个生命个体只有经历了切肤苦痛才能对生命产生内在的尊重与敬畏。”拄着拐杖回到校园时他这样和学生讲。
他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自己劫后余生看着广州大学校园里藤蔓生长的喜悦。“你看，上次还这么点大，不过十几天，就把葡萄架子缠满了，多茂盛多好”。他也会请每一个学生和他一起，走上繁华的广州街头，去观察一切生机无限的事物。
但是胡宜安越来越觉得，生机勃勃的街头找不到死亡的蛛丝马迹，能够讨论死亡的空间被压缩到只有太平间、火葬场和墓地。整个社会都在主动屏蔽死亡，甚至不允许人提及。
他记得，1998年，一名参与高考阅卷的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在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考卷里，一道主观题要求学生以时间为主语造两个比喻句。
有学生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阅卷老师喜滋滋道，这题写的多棒。“是呀，多么积极的人生观。”许多人附和，这名学生毫无悬念地拿了满分。
另一名学生则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归回；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
“瞧瞧这学生，人生观怎么这么灰暗呢！”阅卷老师抱怨。
零分。
这个故事胡宜安讲了16年。在他看来，16年过去，讨论死亡的空间一点点被凿开，可避讳灰暗的调子似乎并未淡去。
曾经，一名学生告诉胡宜安，自己要参加一档电视节目谈论印象深刻的课程，希望胡宜安能给予支持。这名头发逐渐稀疏的中年老师，兴冲冲地发去了自己的课件。几天后，在电视里看到了学生侃侃而谈的身影时，背景是“那些年我们上过的奇葩课”。
还有媒体盘点“潮课”“奇葩课”总不忘捎带上这堂“生死课”。他找媒体投诉，却被对方质疑“开这课难道不是作秀？”他重重地拍着桌子反问，“你能做16年的秀，作秀是这个作法？”
胡宜安气得直心疼。
他在学生面前总是笑呵呵的，课堂里，湖南普通话包裹着一个又一个包袱，抖出来总是笑声一片。他把电话、微信、邮箱一股脑地扔给学生，生怕比自己小好几轮的学生不把他当“知心大哥”。可一说起“生死课”，这个来自湖南大山深处的中年男人却怎么也圆滑不起来。他用近10年时间编了国内高校第一本“生死学”教材，年年增改年年添新，这本教材如今已足有400多页厚；他会忍不住跟记者讨论，该怎么说服有关部门让生死教育变成通识课；他甚至曾公开在媒体上批评一些高校，盲目开生死课“只是为了预防学生自杀”。
这名大学老师想做的，一直都只是从这块小小的被凿开的空间开始，打破社会对生死神神秘秘、戏谑或是不吉利的猜想。尽管，空间里透出来的，并不全是光亮。他给学生放自己在电脑城淘到的《生之育》《生之颂》音乐纪录片，纪录片里汇集了世界各地母亲生孩子的过程。但课上，总有学生捂眼睛不敢直视，认为“太重口太真实”。他还给学生放罹患胃癌的德国老人临终前拍摄的纪录片，从得知患癌到最后安葬，让学生看到垂死的真实体验以及死亡前的点滴时光。有女生看了，觉得“又残忍又想哭”。
“生命是值得敬畏的。从出生到死亡，生命一直是一件值得人敬畏的事情。”胡宜安语气坚定。他说，国内的片子“太写意了”，鲜少提及真实的生死。
片子放完了，胡宜安再和学生谈论生命的尊严。一张微博上的热门图片放上了投影幕布，图片里，记者问村民“这水（造纸厂污水）浇出的麦子你们敢吃吗？”村民憨厚地笑着，“自己不吃，都卖给你们了。”
微博评论里一水儿的谩骂、嘲讽和攻讦，胡宜安止不住的叹气。“这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吗？想想毒奶粉、毒猪肉，想想大头婴儿和结石婴儿，那么多商家参与，那么多环节失灵，有毒产品就这样轻轻松松生产出来，又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我们的餐桌，走进我们的生活。你们能看到这个社会对生命的敬畏吗？”他标志性的湖南普通话响起，教室里一片沉默。
但沉默不再是唯一的声音，有学生难过地低下头，还有人小心地用纸巾擦拭眼角。他感觉这些80后、90后学生的内心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决绝”“自我”，在胡宜安眼里，他们就像一只只蚌，在“生死课”里慢慢张开了外壳。
曾经对父亲去世感到无法释怀的学生，在父亲去世后很久都刻意不去看关于死亡文章，却在“生死课”上看到记录死者临终前的视频时哭得稀里哗啦。“不要因为害怕死亡，而不敢去了解相关信息，否则，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后知后觉；时间并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面对死亡，自己才是良药。”这位90后女生哭着说。
日语系大二学生植清瑜也一度怀疑自己对生死的态度。她的叔公因重病去世，全家人聚在医院抱头痛哭，她站在一边，觉得悲伤，却哭不出来，所有人看着她，“像无声的谴责”。
她在“生死课”寻求内心的解脱。她慢慢明白，年迈的叔公久病缠身，死亡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在将死之人面前哭成一团该是多大的遗憾。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自己能劝劝家人不要那么悲伤，完成老人的心愿，安祥地陪伴老人离去。
植清瑜用了半天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宿舍，安静地在角落里写完了“生死课”的期末作业。那个下午她一直在想，如果真的命不久矣，她会对家人朋友说什么。最后，在那封特殊的遗嘱里，她写的全是安慰父母和朋友的话，“死者永远是希望生者好好的”。
通过胡宜安在课堂上凿开的这个小小空间，植清瑜还看到的更多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医患矛盾？”胡宜安问这些年轻的学生，“就是因为人们的观念里只接受生，不允许死。医生对职业有期许，将死亡视为失败。病人家属把人送进医院，更无法接受医学的不确定性，只会想尽办法向医生寻求承诺。”
“对死亡没有正确的理解，只会让矛盾愈演愈烈。”胡宜安说，“这背后的误解太多了。”他鼓励学生参与临终关怀的课外实践，讨论安乐死，辩论医学的目的是否应该在救死扶伤之外，增加一条“如何让人有尊严地死”。
植清瑜和同学还在“生死课”上重新认识死刑和战争。胡宜安让这些90后学生用生命尊严的视角去看待死刑，“一个被判决死刑的人可能是出于个人的非理性行为，但我们坚持死刑却是用公权经过理性的分析讨论作出的审判，在执行死刑之前，犯人独坐在牢狱里等死是一种怎样的感觉？还有生命尊严可谈吗？”
“战争取得辉煌胜利这样的说辞真的好吗？有哪场战争的结束不是以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为代价呢？”
“‘穷凶极恶’的马加爵、林森浩被执行死刑，就该拍手称快吗？任何人的死都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他说。
这个个头小小、说话声音不大的老师一字一句地讲，“我不是反对制度本身，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可以完善的空间，我们只是站在政府、外交之外的角度，让学生多一个视角去观察思考这个世界。”
植清瑜无比珍视这个被凿开的微小空间，她曾经在寝室夜谈会上，隆重地向室友们“安利”这堂课。可是，当她兴冲冲说完时才发现，热闹的女生寝室突然安静下来，有人的手机亮着光，但没人理她。
胡宜安心里也清楚，“生死课”的推进绝非在一夕之间。但他还是忍不住讲，“学校始终是个体健全的生命意识的根本形成源头，我们不可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由社会。”
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这名教了16年“生死课”的老师，已经透过凿开的小孔，看到了许多微小的积极信号。有学生告诉他，自己选修“生死学”原本希望可以参透生死，但学下来终于明白，生死不可参透，唯有积极面对生活。
还有毕业10多年的学生突然给他发信息说，前不久爷爷去世，自己一度觉得天都塌了，可是哭着哭着就突然想起来，胡宜安曾经说过的，生命是不断成熟的过程，死亡就是瓜熟蒂落的结果。她最终捡起画笔，试着用画画的方式寄托哀思。
“老师，真的，我很感恩。”这名80后学生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早就忘记了这门课程。很庆幸，它留在我心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