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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鸭梨之乡”河北魏县因把德孝列为提拔官员的必要条件而引发广泛争议。该县规定，提拔干部必须有夫妻双方父母的德孝意见证明，无德不孝一律不考虑。（《郑州晚报》1月10日）
有论者批评这种做法把官员的公德与私德混淆在一起，我不太赞同。自世袭贵族制从战国时期淡出中国历史后，品德与能力在理论上就成了历代选任官员的两种最重要因素。因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信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逻辑，所以在传统中国，公域与私域几无分别，公德与私德也没有明显的区分。自汉代宣布“以孝治天下”开始直至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把包括公德与私德在内的品德，排除出对官员的考察之外。
而在西方世界，虽然从文艺复兴起就逐步对公域与私域进行了明晰的界分，但是由于官员的身份天然地跨居公私两域，即使是在以自由主义立国的现代英美等国，官员的私德仍然是影响其是否能够得到公众信任、从而获任公职的重要因素。比如说，在选举过程中，若候选人私德不佳，一定会被竞争对手拿来大做文章，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当选；在任官员或者议员因被媒体曝光私生活不检点而主动去职的例子也所在多有。
因此，魏县把是否孝顺这一私德列为任用官员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魏县官方明确说这只是“在政绩考核之外的又一项考核”，“前提还得看是否有政绩”），本身并无多大不妥。
真正有问题的是由组织部门对官员的品德进行考察是否切实可行。不仅如论者所质疑的那样：“哪个父母会在儿子准备提拔的关键时刻不给出具德孝证明呢？”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少数人评定公职候选者品德的做法，根本就很难靠得住。
除非是用锦标赛式的方式仅仅着眼于GDP等单一的指标竞争，否则即使是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是对主要体现于个人日常行为中、更加不容易定量定性的品德进行鉴定。举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西晋步兵校尉阮籍荒诞不羁，在家脱衣裸形，酒后睡在邻家卖酒美妇的身边，母死箕踞（一种极其无礼的坐法）不哭而醉酒，其实品格超迈且非常孝顺。而近年来受到查处的贪腐官员中，人前道貌岸然、背后道德败坏的难道少了吗？这些官员的道德问题，眼睛雪亮的群众，一般总是能够比组织更准确、更全面、更及时地了解；只不过群众虽然知道，却很难对这些官员的升迁去留有什么影响罢了。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要看准一个人，连尧舜禹这样天纵英明的“大圣人”都不容易做到，何况是要认清一整支官僚队伍的品德。不要忘记英国思想家密尔的一个教诲：即使是最聪明的君主，也必然会在以个人监督群体、以少数人监督多数人面前束手无策。因为在这种以少对多、以远对近的监督中，信息不对称永远是个难以消除的障碍。
因此，在官员的考核任用上，更加应该关注的不是考核什么，而是由谁考核、如何考核。否则，再科学全面的考核内容，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趋于失真、失去作用。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把监督延伸到8小时之外的所谓反腐创新，之所以无一例外地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即在于其所延续的主要由组织部门而非公众对官员进行考核的做法，无法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的致命问题。
